建湖烈士之三:他在黎明前牺牲——记申德辉烈士
我自被俘以来,已经九个多月了,受尽敌人一切非人之酷刑,为着革命不惜肉体之痛苦,为着人类解放,只有牺牲个人。今日虽我军兵临城下,我等非常高兴,但我们已在法西斯强盗手中……万一有幸出狱,真吾阶级之幸,吾等之大幸也。
今特留书致各位同志,以表吾等最后斗争之决心,望能给我家留一点纪念,使教育后人继承余志,我居九泉之下,绝不忘党的教育之恩,敬祝我党革命早日成功。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
这是一份烈士遗书中的部分文字。烈士对死亡的从容,透过单薄的纸页渗透出来。他行文的坦荡,内心的浩荡,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伟大的中国书生革命者,瞿秋白。
这是一位出生在草堰口,名叫申德辉的烈士生前写下的遗书。这样的遗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的,读完后,我一下子懵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在多少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样的遗言太沉重,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文字去接应?
他真的不怕死么?
写这份遗书的时候,他才28岁。他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对这世界,他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牵挂呀!有朋友告诉我,有一本书,叫《碧血丹心》,是他曾经的战友回忆他的故事。是这本书让我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如此从容的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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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德辉,原名申安仁,1917年生于原盐城县十四区陈吴乡申家墩(今建湖县草埝口镇路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19岁的申安仁考取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进校不久,改名为德辉,取的是仁义固须信守,道德更须吾侪彰大的意思。
申德辉的革命道路,是自已寻找的,像一个信徒不远万里去耶路撒冷朝拜一样。共产党与新四军,就是他内心的信仰与方向。新婚不久的申德辉,从高邮乡村师范读书的邻居傅宗华那里,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抗战的情况。为了寻找共产党、投奔新四军,他告别了新婚妻子,报考了高邮乡村师范学校。1940年暑假,申德辉终于找到了地下党的组织。这样的寻找是辛苦而又危险的,共产党的工作一直处于不公开状态,而共产党的身份又是相当敏感的。我能够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像老电影里面的那些共产党人,深情的叫上一声,同志!眼睛里含着光芒与希望。
1940年7月,经地下党员孙加仲介绍,申德辉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入党后,他退学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申德辉以后的人生,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担任盐城县十四区财粮员、原建阳县(即建湖)三区公安特派员兼武工队长、县公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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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成立一支10多人的武工队,申德辉兼任队长。当时的三区,工作环境十分险恶,东有上冈敌据点,北有草埝口敌据点,南有石桥头、廖家庄敌据点,伪匪勾结、狼狈为奸。申德辉的具体工作,就是除奸,反伪化,既要斗志,又要斗勇,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感觉。他带着武工队,不分昼夜,乔装打扮,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汉奸不时的被活捉或处置,敌据点不时的被袭击。他的武工队,也成了惩恶扬善的象征,让一些心存恶意的人闻风丧胆。在苏北的串场河畔,申德辉的名字,被神话般地传颂着。很多人说,他就像当年的“李向阳”。
1942年2月的一天,申德辉带着便衣队员,穿大衣,戴礼帽,化装成敌人头目的样子,行走在通榆公路上,专等来往活动的敌人上钩。我现在想想,这样的除奸方式,需要多大的底气与胆魄呀!那还是一个日本兵横行的年代。路边岔道上,走来一个挑着东西,小贩模样的汉奸,鬼鬼祟祟地探头张望。职业的敏感,让申德辉有了警觉之心。与汉奸的几句话功夫,就让一个汉奸彻底露了底。申德辉的机智与敏锐,非一般人能及。
“老总,有事吗?”
“没事,只想跟你聊聊!”
“看来你对我们三人很关心的嘛,走过去又转回来观察。你是哪里的?”
“我是前庄的,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我不是故意注意你们的。”
“良民?你见到我们就鬼头鬼脑地盯梢,还说是良民,我们看你像新四军的探子!”
“老总,老总,别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这样吧,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是皇军的探子。最近,上冈据点的皇军,听说土八路的便衣队申德辉等人在这一带活动,谁要是发现上报,大大的有赏。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
申德辉义正辞严地说,“我就是申——德——辉,你这个卖国求荣的家伙,快去向你的日本主子邀功请赏吧!”
“啊……我……我不敢……”那汉奸听到申德辉三个字,吓得象筛糠一样。汉奸被带到沙墩处决了,临走时,申德辉还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申德辉的行事做人,有一种畅意恩仇的痛快淋漓,他是一个嫌恶如仇的正人君子。
1943年秋季的一天,申德辉带了几名队员,去一个叫廖家港口的地方执行公务。廖家庄的敌人探得消息,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来偷袭。申德辉总是那么的淡定,一面派人去联络区队、联防队,一面让乡干部组织群众转移,自己带了一个便衣队员,穿过敌人的机枪火力,爬到河堆下封锁了渡口。面对敌人,他从来没有害怕过。在申德辉的人生字典里,好像没有害怕这个词。
申德辉这三个字,在敌人眼里,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申德辉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面对这一切,申德辉淡淡的说,我一个人的头能值几个钱,敌人就是把我抓去送给主子也交不了账,抗日的人民是杀不完的,怕捉怕杀还能干革命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敌人只得烧了他家的4间草房,这样的做法,让人想笑,真的有点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的感觉。无处安身的他,把母亲送到外婆家,把妻子和两岁男孩送到岳父家,而他自己,依然行走在反伪化的路上,发动抗粮抗税活动,组织民兵破坏敌人交通,切断电话线,镇压汉奸。
1944年冬,天寒地冻。一天夜里,申德辉带了一个队员路过院道乡(今天草埝口的一个村)执行任务,留宿在一个叫王德坤的群众家中。没有被子,他们就抱了一些稻草铺下来就睡。王德坤的父母敬重申德辉的为人,把自己的被子给他们,申德辉推让了几次,把被子盖到老人身上。第二天午饭后,申德辉把伙食费交给王家,动身赶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党的章程当作对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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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6日,申德辉在尖墩参加三区区委扩大会,结束后,区领导让他顺路回家看看老母亲,并派了两个战士护送。这一看,被一个叫陈中谷的汉奸发现并连夜告密,伪14区自卫队队长陈家绍,带领了100多人分三路从郭家河、沙墩、西陈庄3个方向包围了申家墩子。民兵中队长申承德让申德辉跟着群众往外冲。申德辉想到的是,和群众一起跑,敌人发现后若开枪,群众就会有伤亡。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想从墩子后面结了冰的小河上滚过去,遗憾的是,河面上冰块破裂的响声暴露了他的行踪。申德辉边跑边还击,打伤了一个伪军,一口气跑到东吉庄附近。他再次转身还击时,子弹哑火,申德辉被捕了。
申德辉被捕后,关在上冈伪区公所里。党组织四处活动营救,并趁申德辉母亲探监时带信进去。他看了信,深情对母亲说,“你回去转告党组织,不要为我分散斗争力量,不要对敌人抱有幻想。我已自愧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愿同志们努力杀敌,早日解放广大苦难同胞。”我想,他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已经想到了会有这一天,他是有充分的内心准备的。
像所有的电影情节一样,申德辉作为敌人的眼中钉,被吊起来用棍子打、鞭子抽,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用冷水浇。那时正值严冬,全身的衣服都冻成了冰。敌人想从他嘴里得到口供,结果一无所得。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申德辉是个孝子,他们让他的母亲来劝降。伪军四十师军法处长任济民对申母说:“你儿子是个人才,将来会有大用的,只要肯签个字,我们就放他出去。”母亲把话告诉了申德辉,申德辉还是一样的态度,“妈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是为民族求解放的,报国何惜此身,宁叫死后留名在,莫叫死后留骂名。”他永远保持着清澈的人格和坚强的底线,无论是优待还是折磨,对他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他的内心,只有他认同的仁义固须信守,道德更须吾侪彰大的信念。
1945年5月11日,申德辉被押到盐城监狱。伪军法处长亲自审问他,同样是碰了一鼻子灰。下面的细节,让我难以用笔去描写,这是比死更可怕的细节。伪军法处长对他采取了更残酷卑鄙的手段,折磨他的意志与精神,除了严刑拷打,还把他关进水牢,让蚊子咬、苍蝇叮,又向水牢里倒了许多大粪,那些虫蛆,一直爬到申德辉的耳朵里。意志力不强的人,早就崩溃了。如此非人的折磨,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他柔弱的身体下面,永远掩藏着无法折断的气节。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下来了。仿佛他是我的亲哥哥,他的侮辱与委屈,是替我受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摧残?母亲最后一次探监时,他说,“革命快胜利了,但是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你们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相信党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意志依然是清醒而坚定的,他是多么的坚信,他的信念是正确的。
1945年11月10日,盐城解放。遗憾的是,就像申德辉预先想到的一样,在解放的十多天前,申德辉被押到盐城永宁寺藏经楼,秘密地活埋进旁边的石灰塘。那年,他才28岁。一个有才华与胆魄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能够想像他就义前的样子,凛然、镇静,仿佛是去赴人生的另一场约会。他真的是那种视死如最的人。那天,盐城的天空一定是灰色的。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他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的信念,他的国家。我惋叹感慨他的年轻,敬重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