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陈庭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人

　　1983年1月，在全国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的童大林，在题为《鼓励与支持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开场白这样说：“首先，我来介绍九位站在改革与创新前列的人。他们是我们当前振兴经济、振兴科学最需要的人才。第一位是陈庭元，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有人说，安徽凤阳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人物，他叫陈庭元，不是凤阳县人，但是到了凤阳县当县委书记，他用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们沿着改革者的足迹一路寻访-----

他受命于危难之时

　　凤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600年前，乞丐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用谋略和强力统一中国，建立了大明王朝，赐家乡名曰“凤阳”，又强令18万江南富户迁徙凤阳，以求太平盛世。
　　凤阳，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
　　600年后，出生江苏建湖农民家庭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带领一群穷困的农民用勤劳和勇气叩开农村改革的大门，建立以“包干到户”为主体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纪元，带动八亿农民走出贫困，迈向富裕。
　　凤阳因此而蜚声九州。
　　而当时的1978年春节前后，凤阳县委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电报雪片般飞来。县委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同一件事——处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州等地传来的同一要求——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人员接回去。
　　凤阳，穷是出了名的，因为穷得没饭吃，每年都有几万农民被迫外出逃荒要饭。
　　凤阳，紧靠淮河和津铺铁路，行政上隶属滁县地区管辖。全县50多万人口，110万亩耕地，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兼有，自然条件较好。50年代中期，凤阳农业曾创造过辉煌，1955年，全县人均产粮814斤，比1949年增长1.3倍。而从1956年至1978年的23年间，凤阳农业在徘徊中趋于萎缩，到了1978年人均产粮624斤，比1955年减少190斤。 这23年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购销相抵，凤阳净吃国库粮食3.8亿斤，产粮县变成了吃粮县。同期内，国家还向凤阳发放贷款、投资款1.36亿元，拨给救济粮4亿多斤，救济款2838万元。凤阳穷得成了名符其实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
　　党和政府给予凤阳巨大扶持，可是凤阳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不少农民没有国家救济就无法度日，有些社队年人均口粮仅190斤，日均口粮仅5两，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无奈之下，每逢冬春，贫困的农民就背起祖辈用过的花鼓小锣，唱着凄楚难言的花鼓词，卖艺乞讨，漂泊异乡。
　　危难之时，他肩负着重任，带着地委的嘱托和凤阳人民的企盼，于1977年12月10日，从滁县地区农业局长的位置，调任凤阳县委书记。
　　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凤阳自朱元璋时候起就有要饭的‘传统’……”
　　而到任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听了此话气得火冒三丈，骂道：“屁话！这是对凤阳农民的污辱，没有一点感情。不是饿得要死，谁还出去要饭！数九寒冬，冰天雪地，你去要饭试试！”

　　
他肩负着父母官的责任

　　陈庭元出身农民，也了解农民，更关心农民的困难和农业的发展。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在滁县主管县里农业生产，因反映大批劳力炼钢铁而使庄稼无人收割，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等问题，先是受批判、被斗争，接着被关押，最后被赶到凤阳县武店公社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在凤阳武店公社，他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民公社大食堂里“瓢在当中晃，四边浪打浪”的稀粥他喝过，生产队出勤不出力的“大呼隆”劳动他干过，农家的贫困和“瞎指挥”的危害他更有深切的体验。他在凤阳武店整整呆了一年，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可他临走时，因是戴罪之人，上级竟不让老乡为他送行。送别他的，只是荒凉的旷野和寒风中抖动的枯草。
　　20年后，陈庭元作为凤阳县的当家人再次来到凤阳，迎接他的仍然是光秃秃的山岗、荒漠的田野，破败的农舍，逃荒的人群……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发誓要改变凤阳面貌：“党把这方土地交给我，我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不能再让农民继续穷下去了!”
　　陈庭元刚刚到凤阳不久，正巧省委书记王光宇来检查工作，他们来到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这是一个“泥巴墙，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的穷队，10来户人家住的全是低矮、破旧不堪的茅屋，冻得发抖的农民蜷缩在烂棉絮里，灶台清冷清冷，没有一丝热气。严冬在无情地鞭挞着他们，而等待他们的又是更加可怕的春荒。
　　这是凤阳有名的穷队，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县还有不少。”陈庭元哽咽着对王光宇说。
　　王光宇鼻子发酸，眼窝发湿，“穷成这个样子，还怎么过日子啊！”
　　两人看着因天旱结成铁板似的田地，一时无话。
　　陈庭元找来两把破铁锹，一人一把，默默地帮助翻挖田地。不远处，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们在寒风中抖索，瞪大了眼睛瞅着两个“大官”。
　　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两人挖地劳动，就是想给社员们做个榜样，以唤起群众的劳动热情。可是没有一个人凑过来挖地，也没有一个人前来诉苦。两人就这样挖着、翻着，直到天黑时才离开。
　　王光宇临走时特别关照：“老陈，一定要想办法让群众过年吃上饺子。”于是陈庭元和县里的领导同志一起奔波，使前王队及其他穷队的农民，都领到了政府救济的1.5斤白面、3斤大米和0.5斤肉，暂时应付过个春节。
　　大年初三，陈庭元只身一人从县城赶往淮上重镇临淮关。沿途18里，不断有被遣返回来的乞丐三五成群地低头走着，个个无精打采，闷不作声。
　　陈庭元来到临淮关火车站。“农业学大寨”、“凤阳变昔阳”的大红标语贴满了站台墙壁，一拨拨实在走不动的乞丐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瑟瑟抖动。
　　看着这些蓬头垢面的农民，陈庭元不禁两眼湿润。他蹲下身来问道：“政府不是给你们救济粮、救济款了吗?为什么老是要跑呢?”
　　“政府给的粮食已经吃光，不出去要点，接不上茬!”
　　“谁愿意跑?背井离乡，沿街乞讨，那是人过的吗?”
　　“回来后，还要被叫去办‘学习班’哟!”
　　要饭的农民七嘴八舌地说道。
　　此时此刻，陈庭元的心像针刺般地痛，他恨不得地下开道裂缝钻进去，恨不得嚎啕大哭一场。人民公社有20年的历史了，口号喊得震天响，社员的生活越搞越穷，这到底是哪门子的事啊!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外出讨饭，回到队里还要被勒令上“学习班”，进行“阶级教育”，这又是哪门子的事!难道社会主义就是搞阶级斗争吗?难道社会主义就是和“穷”捆在一起吗?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什么光彩哟!
　　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我作为县委书记，作为人民的公仆，责任重大啊！
　　这年春节，陈庭元坐卧不安，食不甘味。

他让秘密走向公开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括号纠正字作者注）
　　那是30年前的1978年11月24日晚，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得不到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个个伸手摁下一枚枚红指印，立下了一份如“生死契约”一样的悲壮保证书。
　　小岗村这18位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秘密摁下的“红手印”会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新纪元的标志性符号。如今，这张半截信笺纸静静地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柜台里，成为编号为GB54563的历史文物，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参观的人群在它面前驻足。
　　然而在此之前，人们对摁手印的事却一无所知。
　　4个月后，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一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惊天的秘密，但他没有泄露出这一可能导致18位农民坐牢甚至杀头的秘密，反而审时度势保守这一秘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又将这一能为八亿农民带来福祉的秘密公开。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叫陈庭元，时任凤阳县委书记，一个几年后被中国人才研究会作为中国改革与创新的第一位人物进行宣传。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陈庭元是怎样发现惊天秘密，又是怎样让这一秘密走向公开的。
　　1979年4月10日下午，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即将离开时，公社书记张明楼流露出“口将言而嗫嚅”的神态，陈庭元经追问得知，小岗生产队竟然早就把土地分到户单干了！
　　陈庭元听后没吭声，上了吉普车返回凤阳。可车子离开公社不远，陈庭元就叫司机调转车头，向小岗驶去。刚到小岗，就看见满地里的三三两两的社员在专心干活。
　　在小岗村北干渠沟旁，陈庭元看见约30来岁一男一女在锄花生，便上前询问：“今年花生种得多不多?”社员回答：“又多又好。”陈庭元说：“看架势，你们是分到户干的吧？”社员说：“不是。我们是分到组干的。”陈庭元说：“既然是分到组干，你们的组怎么才两个人呢，组里其他人呢？”社员无语。陈庭元说：“你俩是两口子吧？”社员仍无语。陈庭元解围地说：“啊，我知道了，今天逢集，组里其他人都去赶集了。”社员立刻回答：“对，对，他们都去赶集去了，就剩我们两口子在家干活了。”
　　夕阳西下，陈庭元在回凤阳的路上，显得异常兴奋，自言自语地说：“乖乖，包到户干真管用，块块花生种得就像摆棋子一样。”
　　公社书记觉得小岗村在单干，单干在当时可是走资本主义，那是要倒大霉的。
　　“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 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已经分开过了，春庄稼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并起来也不好打工分，就先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 陈庭元说。
　　没有声张，陈庭元对小岗村队干部说“看来你们的办法能起作用。你们也不要怕，就这么干吧!” 他以不公开的方式，保护着小岗队的包干到户。
　　秋收时节，小岗人踊跃向国家交售粮食，当年，全队共售公粮3万斤，是国家规定任务的10倍，终结了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并且还年年吃国家供应粮的历史。小岗人还破天荒地第一次向国家交售油料2.5万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多倍；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有集体储备粮，第一次留有公积金……
　　小岗队的“包干到户”不胫而走。梨园公社许多生产队学着小岗的样子，瞒上不瞒下，偷偷地搞起包干到户。
　　这年12月中旬，陈庭元派秘书到小岗村调研，推出7000字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调查报告，并于1980年1月上旬将这份调查报告交给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万里彻夜未眠，细读调查报告后说：“我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
　　1980年9月1日，在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后，凤阳县委颁布《关于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以县级“红头文件”的形式，正式肯定包干到户。
　　21个月风雨考验后，陈庭元终于将小岗的秘密公开出来，包干到户由此从凤阳飞向江淮大地，飞向神州四方。
　　小岗人的这一举措，如一声春雷，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轰然震响，引发了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由此八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革命性、根本性的逆转。
他用 “包”改变凤阳
　　陈庭元出生在建湖县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从农村底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干部，当过村长，乡长、乡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和地委邻导，可说是一个真正了解农村实际和农民喜怒哀乐的实干家。因此，他的胆量也大，敢说话，敢负责。
　　他刚走马上任到凤阳，作为全县50多万人的父母官，深感责任重大，他和县委一班人，春节没有一个回家，全部深入到农村访贫问苦，他们耳闻目睹的一件件一桩桩惨景，令他们心酸，几位领导几乎在同情农民困苦的泪水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陈庭元就因为有一股无穷的干劲，省委才派他去穷县凤阳，因为1977年时，凤阳又发生了严重的饿病逃荒现象。
　　陈庭元一到凤阳，第二年就遇到真正的大旱。一天，陈庭元专门去探望全县最穷的小岗村，在村里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说：“陈书记，我认识你。你在20年前来过这里，你教我们在撂荒地里种庄稼，救了我们，我要好好地谢谢你。”他一边说，一边就跪了下去。陈庭元马上把他搀起来说：“不能谢我，是你们自己救了自己。”老人说：“还是应该谢你，由于你那时教我们包产种地，得到了好处，我们的胆子才大了。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小岗村已经偷偷地把地分包到了户，加上省里每人每天拨给8两大米，米款又有政府的救济款偿付，所以全村的人心才稳定，没有太多丢荒的土地。”
　　陈庭元受到小岗村的启发，更大胆地在全县宣传包干种荒地的主张，他说：“只要集体种不下的，或是旱死了庄稼的土地，谁都可以耕种，谁种谁收。我们总不能看着土地荒芜，而让人民挨饿。”
　　就在大旱这年(1978年)的秋天，凤阳已有不少公社包干到了户，全县的粮食产量居然减产不多。到第二年，全县基本上都包干了，粮食大增产，还向国家交粮1亿斤，变缺粮县为余粮县，不仅大造粮库，社员还要半夜到粮站排队卖粮。有些粮站由于估计不足，收粮缓慢，还挨了农民的扁担。
　　陈庭元为了推行他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曾经编了一首新民谣到处传唱：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
　　而在那时，上面的政策一直没有大变，还是坚持“三可一不许”，即可以评工记分，可以小段包工，也可以包产到组；就是不许包产到户。而陈庭元根据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意愿，竟然敢于冲破铜墙铁壁，把凤阳这峰重病骆驼从奄奄一息中牵到水草丰茂的谷地，实在既大胆，又无比的正确。这当然免不了要有地委和省委领导不公开的支持。
　　陈庭元接着说：“凤阳实行‘包干到户’的结果，充分保证了国家和集体的税收与提留，凡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五保户、烈军属等所需的补助和队务、修堤、筑渠等公共开支，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在内，经社员大会讨论确定，都得到了妥善安排。这些公共负担，每亩约摊到6—10元，相当于40--50斤谷子，只及“大呼隆”时的1／2到1／30。”
　　陈庭元还说：“在完成了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之后，‘大包干’的农民把其余的一切都收归己有，这不是天公地道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农民应得的部分控制在生产队领导的手里呢?这样不仅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还侵犯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对农民进行剥夺和侵犯，才是国家经济萎缩和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
　　陈庭元最后说：“因此我认为，‘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应当是我国农业管理的主流方向。”
　　陈庭元的谈话，被一记者整理后发到新华社总社。总社领导认为十分重要，立即编入专供中央领导阅读的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其实，小岗村经过一年时间的秘密运作，陈庭元早已胸有成竹，他已清楚地看到凤阳包干到户的做法，已经从秘密走向公开。
　　包干到户已经改变了凤阳，结出了丰硕之果。

他在重重压力面前撑住

　　“泰山压顶不弯腰”，这句话是当时凤阳老百姓对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重重压力推行包干到户的赞赏。
　　陈庭元看到人民群众备耕的劲头很高，于是在春耕之前的三月中旬，又召集区社干部会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大包干的管理办法。正在开会的这天早晨，广播里突然播出了一篇稿子，指责大包干“动摇、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下，就象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子炸开了!广播过后，人们又接着看到了报纸。好家伙!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了指责生产责任制的文章！人心开始浮动了，干部害怕“路线斗争”的大祸又要降临了，群众担心“政策多变”的日字又来了！
　　有的说；“我早就说这种办法有问题，看，现在报纸登了吧!”
　　有的说：“家败了！头版头条还加编者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哟!”
　　就连一些原来赞成实行“大包干”的同志，有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起来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全县50多万人看着县委，县委一班人望着陈庭元。陈庭元的耳朵里也灌满了各种各样的非议。有的老同事、老战友也劝他：“老陈，你可是交了‘学费’的哟!要记住教训噢！”陈庭元自己也预感暴风雨即将来临。
　　陈庭元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这根神经牵动了他，隐隐作痛，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包围着他。
　　“唉，压力!为什么当有的人要想为革命干一点事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总是处处会有这些压力呢?而有的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党的事业漠不关心，泰然处之，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样的人却是一贯正确，永远不犯错误，提级晋薪也不会少了他们，这是多么不公正呵！”
　　陈庭元的耳畔，又是会场上那些面红耳赤的争吵，嗡嗡嘤嘤的辩论。除去这些声音，总觉得还有些什么声音也在轰鸣着。
　　是的，是花鼓。在他耳际萦绕得最响的，还是那悲凉、哀怨的《凤阳花鼓》。接着，在他眼前闪现的，却是那些在凄风苦雨之中“走四方”的游民和在临淮关接待站看到的群众。乞讨的花鼓小锣盖过了那些关于“路线”之争的辩论，破衣烂衫的游民遮住了关心着“方向道路”的人们的形象。这些难民同胞都簇拥在他的身边，瞪着一双双饥饿的大眼，在盼着他能“为民做主”。他记起了万里同志的批评：“你们凤阳什么时候能把‘凤阳花鼓’丢掉?今后再发现社员讨饭，叫他们上你们县委书记家中去讨!”……唉，凤阳花鼓，凤阳花鼓已经成了讨饭棍的代名词了！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农民却还吃不饱肚子，作为全县的当家人，还有什么个人得失不能抛弃！
　　为了凤阳老百姓的利益，陈庭元冲破了各种压力的包围，摆脱了“左”的流毒的绊羁，下定了“只要能为凤阳老百姓好，不怕再丢乌纱帽”的决心，豁出去了！
　　 为了坚定思想，稳定情绪，陈庭元又召集县委常委会议统一认识。以前他主持常委会，提出议事日程后，总是先倾听其他同志的发言，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先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
　　他说：“我不管他广播、报纸上的文章怎么说，我们要从凤阳的实际情况出发。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是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改变凤阳面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大包干’刚刚开始实行，群众热情正高，如果猛然一停，后果不堪设想，人心就会涣散！就象翻烧饼一样，不能再翻了。再翻来翻去，就要煳了!”说罢，他又引导大家对照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努力排除“左”的思想的干扰，使县委一班人统一了认识，决定“大包干”责任制要继续干下去。是好是坏，秋后再说，让实践来作结论。出了问题，由县委负责。
　　陈庭元是坦然的。红扑扑的脸上，充满着坚定而又自信的神情。他相信，我们的党经历了这样沉痛的教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大包干是人民群众自发自愿的。他相信他站在人民这一边。他相信上级领导也会支持他。
　　而在这关键时刻，地委、省委支持，凤阳包干到户的做法，撑了他们的腰，博得了群众普遍的好评，人心趋于稳定，“大包干”保住了！
　　而在当时，陈庭元敢于下这个决心，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搞包产到户，实在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啊！

他是来自建湖的援徽干部

　　2007年4月3日，82岁的陈庭元在合肥因病与世长辞。
　　2009年，作为向国庆60周年献礼的续修《建湖县志》，陈庭元被入志立传，作为水乡骄子的重要杰出人物之一，于是，我们沿着改革者的足迹，一路寻访。
　　9月3日下午，我们驱车直奔合肥市屯溪路省人大家属区陈庭元之子陈新兴的家。当晚，在安徽电视台文体中心工作的陈新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父亲1942年前在建湖县私塾读书。1943年至1945年在建湖县近湖乡务农，先后任建湖县镇南乡财粮主任、青年主任（不脱产）。1946年1月入党，同时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月起，先后任建湖县镇南乡支部书记、建湖县建湖区区长。”陈新兴说，1948年因安徽工作需要，陈庭元调任安徽肥东县长临河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园区区委书记、肥东县委组织部长、滁县地委组织部科长；1955年3月至1977年12月，任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滁县地区农业局长、生产指挥组长、农办副主任兼农业局党委书记；1977年12月至1981年3月，任凤阳县委书记、滁县地委常委；1981年3月至1986年4月，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行署专员；1986年4月起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委、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1994年6月离休。曾是党的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48岁的陈新兴出生在安徽，正在筹备出版一本关于父亲的专著。“他跟凤阳很有缘”，陈新兴说，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在滁县主管县里农业生产，因反映大批劳力炼钢铁而使庄稼无人收割，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等问题，先是受批判、被斗争，接着被关押，最后被赶到凤阳县武店公社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959年，又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发配”到淮河岸边劳动。1962年陈庭元平反了，仍到滁县当县长。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全县的山区、平原，大路、田梗，和农民心贴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揪斗陈庭元时，农民跑来对造反派说：“你们把陈庭元交给我们吧，我们叫他干生产队长。”
　　1977年岁末，时隔20年后，51岁的陈庭元从滁县地区农业局长岗位上调任凤阳县委书记。与他同行的，还有妻子和4个孩子，以及“一担挑”的全部家当迎接他的仍然是光秃秃的山岗、荒漠的田野，破败的农舍，逃荒的人群……
　　但怎么才能让群众吃得饱不要饭呢？
　　陈庭元在马湖公社调研时，发现这个公社前倪生产队队试行了一种叫“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年下来，队里社员吃饭问题解决了，集体经济壮大了，还建起了生产队队部和4间高标准的大炕房，过去欠国家的贷款也还了，还备有生产资金。
　　可这种责任制与当时的中央精神不一致。他思考良久对公社书记说：“你既然干了，怎么办呢?到秋季再说吧!过去全省性的责任田都搞过了，还怕一个公社吗?”
　　就这样，陈庭元以不公开的方式，支持了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当他得知小岗村秘密‘大包干’时，也采取了跟‘马湖办法’一样的方法处理。”陈新兴说，凭着父亲几十年对农村的了解，小岗的分田是改变现状的直接办法。他所能做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
　　陈新兴告诉笔者，父亲生前曾对“庇护”小岗村有过自己的评价。他说：“不是我胆特别大，也不是我有什么远见卓识。大包干从兴起到被肯定、被全国推广，是因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被他常常作为理论根据；地利，贫苦的凤阳成为“穷则思变”的最好注脚；人和，那时，下有小岗村的挑头人严宏昌、严俊昌等生产队干部，上有与他患难与共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更有敢拍着胸脯让他“干他个三五年再说”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
　　“这是一条环环相扣、又环环互动的锁链。如果缺了其中一环，农村改革的发祥地还会在小岗吗？甚至，还可能在凤阳乃至安徽出现吗？”陈新兴这样反问。

他是凤阳人永远的“老元子”

　　9月4日清晨，一轮红日在江淮大地冉冉升起，，我们又驱车从合肥来到凤阳县的小岗村。
　　通往小岗村的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平坦、宽阔，满眼望去四周葱绿。车又行了一段后，极具徽派建筑特色的牌楼跃入眼帘，红绿相间的牌楼上写着“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字。我们迫不及待地下车，仔细打量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小村庄，试图从残存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当年的印记。久远的记忆与现实重叠，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土坯房被清一色的红瓦房替代。
　　我们找到了采访了当年的18位摁手印签下生死状之一的72岁的严立坤。他得知我们是从陈庭元家乡来的，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的妈呀，你说的是‘老元子’啊，（凤阳人对陈庭元的尊称）我们村没有一个不想念他的。”一提到陈庭元，严立坤立刻打开话匣子。
　　“他啊，一点架子也没有，和我们都谈得来，特别是我们偷偷包干到户后，他见我们干活劲头足，就鼓励我们继续干。”严立坤说，“他没有责备我们一句，但我们知道给它捅了个大马蜂窝子了，他是县里的头啊，实际上他自己顶着的压力比我们大多了！”
　　“我们的秘密公开后，他还和以前一样，常到我们这里看看，我们后来干脆不叫他陈书记了，就都叫他‘老元子’”。严立坤说，“老元子”后来调到地区和省里，还是不忘凤阳，不忘小岗村，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小岗转转。
　　如今，严立坤老两口每人拿五百多元的养老金，子女们的土地也都租了出去，或打工，或开店，日子越来越红火。
　　按理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陈庭元没什么印象，但提到“老元子”，今年30岁的严静头头是道。原来，严静的祖父严家芝就是当年的18人之一。“村里人提到‘老元子’没人不知道，我爷爷在世时更是一天到晚把他挂在嘴上，讲‘老元子’与小岗村的故事给我们听，叫我们不要忘记‘老元子’给小岗村带来的恩情。”严静出生迟，没有分到地，她和丈夫到宁波打工几年，赚了些钱，在小岗村街道上建了新房，开了个小饭店，前来参观的外地人不少，生意也就比较好。
　　2007年4月，“老元子”去世，小岗18位摁手印中的12位健在者全部赶到省城，见了“老元子”最后一面，他们打出了“‘老元子’一路走好”的白布横幅出来，表达了对这位同患难的老领导的尊敬之情。
　　严立坤老人，最后一往情深地说：“‘老元子’他不仅是我们小岗村人的‘老元子’，他更是我们凤阳全县人民的‘老元子’,如今新中国成立60年了,祖国城乡变化如此巨大, ‘老元子’可算是一大功臣啦”。